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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忆是柯岩——记75年到84年那段改革岁月
发布时间:2015-12-23 来源:文史处浏览次数:字体:【

   在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,我认为最多成就感的是1975年11月-1984年4月,在绍兴县柯岩乡(1983.10政社分设前为柯岩公社)工作的8年半时间。

  一九七五年,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,对各条战线大刀阔斧的实行了整顿,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。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以后,县委把我调到柯岩公社,出任革委会主任、党委书记。

  柯岩公社是一个平原纯水稻地区,全乡14000多人口,10400亩土地,承担着每年383万斤征购任务。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,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,这一年粮食减产,在减免了103万斤任务以后,农民人均口粮(原粮)仅421斤,人均收入 85 元,(包括配料投资人均10—15元,劳动报酬仅70—75元)生活处在“低标准、瓜菜代、过得去”水平。我本着不辜负党组织和柯岩人民信任的宗旨,和广大干部、群众一起发扬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精神,抓好春耕战“双夏”,晚稻收起种春粮,年复一年地工作着。到了一九七七年,年初带队掘华舍河道,七、八月战“双夏”,两个战役打下来,因劳累过度,患上急性肝炎,我住进了县第四医院。

  一个严峻而又尖锐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:这样日夜苦干的付出,得到的却是连温饱问题都 解决不了的回报,这种局面如何改变?突破口在哪里?

  一九七八年上半年,全国上下开展了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大讨论,释放了“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”的信号。是年6月,县委组织我们到湖南、无锡学习取经,学习湖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,夺取粮食生产的经验,学习无锡大办社队企业(以后统一称乡镇企业)的经验。两者综合起来,就是“决不放松粮食生产,大力发展多种经营。”这次学习,可谓是一场及时雨,让我茅塞顿开。十二月下旬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决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逐渐认识到是放开手脚,一心一意抓经济的时候了。

  抓好粮食生产,坚定不移

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,粮食是基础的基础,这个思想在我们这一代干部中是十分牢固的。在不断开展农田基本建设,改善生产条件,贯彻农业“八字宪法”,实行科学种田等增产措施的同时,突出做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文章。

  一是贯彻好党的各项政策。记忆特别深刻的是:一九七八年春耕前,县委出台了允许农民多产多吃的政策(即允许突破多年来规定的农民年人均口粮不得超过“老三定”15%的政策,也就是不得超过575斤,多余的都要平价卖给国家,激发了农民夺高产的积极性。我们认真贯彻县委这一政策,组织干部深入生产队,逐队逐队搞宣传、搞算帐对比,做到一年早知道(在今天一斤粮食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,可在粮食紧张的年代,能多分一斤粮食是多么高兴的事)。政策的威力是无穷的,加上这一年国家供应的化肥比往年多,海山大队实现了早稻一季超《纲要》(亩产800斤)的历史纪录,全乡全年总产1524万斤,亩产达到了1466 斤。我清楚地记得,这一年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。

  二是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。在当时,人民公社实行的是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,这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。有些生产队规模过大,又不允许调整,队长的管理能力不适应,季节拖后腿,产量拖后腿。一九七九年,冒着搞“明组暗队”的政治风险,悄悄的在澄湾5队、梅市6队等6个大生产队搞操作组,实行定产量、定成本、定工分,多奖少赔的责任制,由于生产组织的划小,加上组与组的相互竞争,增产幅度达到了18%,超过全乡平均增产幅度10个百分点。1980年,又在全乡由点到面地搞了“包塘到户”(即以每亩田的面积算出每季土肥需要量,在田边挖一个能容纳该土肥量的泥塘,核定该给的工分,分配给一农户按时积满),由于责任到了户,调动了男女老小的积极性,掀起了积肥高潮,得到了县委领导的肯定,在全县推广。以上二个动作,被人们称为“分田到户的前奏曲”。一九八二年秋,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,我们由点到面的实行了农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蕴藏在农民那里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。

  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,坚信不疑

  在“以粮为纲”的年代,农村是不允许搞工业的,即使搞也局限在为农业、为农民生活服务的农机维修、大米加工、饲料加工等行业。柯岩乡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,尤其是乡办企业。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开始,下决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。

  一是修建弥陀寺至仁让堰村(乡政府所在地)乡级公路。柯岩乡的交通条件十分原始,从柯桥到柯岩只能靠步行、靠水路。要发展工业,首先得改变交通条件。正好七八年“双复”后的区、乡书记会议上,交通局有个全县交通规划,其中提到弥陀寺至仁让堰村要通公路。我看到这个资料,十分高兴。会后马上去找交通局韩局长询问何时动工。局长的回答是,这仅仅是规划,何时动工很难说,要看财力。我出于造路心急,就表态:路我们公社自己搞,要求交通局放好样,到时候派员现场指导。就这样利用下半年农闲时间动工了。公社负责造好三座桥(小旱婆桥、宝仁桥、丁巷桥),路面按11个大队(一半按人口,一半按田亩)分段包干,公社负责检查验收。经过二个多月的奋战,公路毛坯形成,第二年再进行整理、夯实,一条全长    1.4公里4公尺宽的沙石路面公路建成(取名文明路),八一年又在公路两侧砌石,浇上水泥,全线安装路灯。老百姓叫这条路为“致富路”。

  二是不拘一格,大胆起用年轻有为人才。办任何事情,人是关键。以前往往把社、队企业作为安置老干部的地方。这些同志工作认真负责,但由于年龄偏大、文化偏低,思想比较保守,思路比较狭窄,缺乏闯劲和创新。我们在做好这些老干部安置工作(在全县较早实行村主要干部退休办法)的前提下,从村、厂年轻干部、退伍军人、下乡回乡知识青年、外出务工人员(外出修缸、做酒是传统行业,人数有几百人之多),能工巧匠等人群中通过自下而上的普查,发掘人才,经过考察筛选,大胆地把他们放在厂长、副厂长、供销、技术、财务管理等不同岗位上,边干边学,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马上出现。一名年轻的供销员出任机电站站长后,他坚持农机维修为主业,拓展汽车零配件生产项目,发展成为绍兴县第二汽配厂(即现在索密克汽配公司前身)。一名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退伍党员出任知青纺织厂厂长后,很快建厂房,买机台,扩大生产规模,发展成为全县颇有知名度的绍兴纺织总厂。一名年轻党员到公社服装厂任厂长后,扩展成绍兴县第九纺织厂。全乡11个大队的党支部、管委会二套班子的主要领导,通过三年时间,均有第二梯队的人接班,他们也注重抓村办企业。堰东村的支部书记,部队退伍后外出在江西务工,收入较高,经过多次工作才回村任职,他一上任,在短时间内筹建起了村纺织厂。为了保护干部的积极性,建立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厂长承包经营责任制,做到签订时认真,结算时从实,兑现时严肃,对效益好,奖金多的厂不肉痛、不眼红,坚决兑现允许一部分厂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;对效益差、资金少的厂不姑息、不照顾,第二年来过。开成一种竞争态势

  三是依靠群众发展乡镇企业。开始办企业,困难重重,缺场地、缺资金、缺门路,怎样克服呢?办法依靠群众。兴办公社酒厂是一个典范。柯岩地处鉴湖水系,素有酿酒的传统。七八年决定办公社酒厂,没有场地就在公社机关,大礼堂里放酒缸、榨酒机,挤出办公室作其他用房,露天搭起临时大棚,真是名符其实的公社酒厂。没有酒缸,101个生产队每队借一只,没有大米向生产队每亩借10斤,这样一个投料十万余斤大米的酒厂就运作起来了。第二年,将赚来的钱付清酒缸款、米款,还抽出资金另选地址建造公社新的办公场所,至八一年五月,公社到新址办公,原来的地方全部让给了酒厂。

  四是坚持乡、村二级办厂,促进乡村经济协调发展。不仅要办好乡办企业 ,同时也要帮助各村办好企业。从某种意义讲,村办企业比乡办企业更重要。一个村如果没有经济实力,它就没有凝聚力、号召力。11个村原来只有5个办点小企业。我们就象抓农业生产那样抓发展企业,并列入大队干部岗位责任制考核,也作为联村干部的主要任务,激发大家办好村办企业的积极性。西泽村是最穷的一个村,为了帮助办厂,我住到了大队会计家,动员他出来办厂,历经千辛万苦,于80年7月办起了沙发布厂,当年获利4万多元,以后逐年扩大,发展成西泽丝织厂。到一九八三年,村办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,产值达到了1904万元,职工达到了3724人,规模最小的柯山村,办起了纺织厂、石料厂,当年净利润18.5万元。

  企业发展了,剩余劳动力大部分进厂务工,(1983年末,企业职工达5657人,其中包括部分来自外乡劳力)增加了收入。农民家里米缸满了,钱包鼓起来了,开始修建新房,大龄男青年结婚了。同时,也有能力反哺农业,兴办社会各项事业,新建了乡初中教学楼,购置20台大彩电,按村规模大小分发下去,在全县率先实现了“彩电乡”。

  一九八三年,全乡粮食总产1799万斤,比1975年增长了82.1%,亩产达到1729斤,比1975年增长了82.3 %;乡镇企业产值3844 万元,比1975年增长了27.7倍;农民人均收入491元,比1975年增长了4.77倍。

  以上这些成就的取得,我由衷的体会到,得益于党中央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正确,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英明决策的指引;得益于县委、区委的正确领导;得益于乡党委“一班人”的齐心协力;得益于全乡干部、群众的团结奋斗,我仅仅在其中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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