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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子恺结缘周氏兄弟
发布时间:2014-03-19 来源:文史委浏览次数:字体:【

  疏朗的几笔墨痕构成一幅画图:薄暮时分,苍天如黛,芦帘低卷,廊边小桌,桌上杯壶散置,一弯新月遥挂天幕,气氛静谧漫然,图题:“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”。这就是丰子恺那幅名作,内中透出的空灵与文人气,注定了他以漫画美文为寄托的生涯,也因之与众多文化人结缘,其中,便有鲁迅、周作人兄弟。他数次为鲁迅小说绘插图,还应约为周作人诗集配画。青年丰子恺曾因与鲁迅同时翻译《苦闷的象征》发生“撞车” 而登门“致歉”, 晚年又因翻译《源氏物语》与周作人发生关联。

  同属浙东水乡,又相继留学扶桑,丰子恺和周氏兄弟有着近乎相同的地域文化背景,虽年龄、志业不同,却均为“五四”前后脱颖而出的文化人。当然,丰钦仰二周的文学成就,也受到他们的影响。在丰氏漫画、随笔和翻译三项“笔政”中,以出版结集的先后而论,《缘缘堂随笔》最晚(1931年),《子恺漫画》次之(1925年底),而翻译集最先,这便是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《苦闷的象征》。该书原著者乃日人橱川白村,其文艺理论当时颇受推重。同时,鲁迅亦翻译了该书,作为“未名丛刊”之一于1924年底由新潮社出版。在《关于〈苦闷的象征〉》通信中鲁迅提及:“我翻译的时候,听得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,现则闻已付印,为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之一,……现在我所译的也已经付印,中国就有两种全译本了”。

  闻知与鲁迅“撞车”,丰子恺深感不安,他认为鲁迅的“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”,此后便通过与鲁迅素稔的学生陶元庆介绍,于1927年11月27日拜访了鲁迅,其时丰29岁,鲁迅47岁。此次会面加深了丰对鲁迅的敬重。鲁迅一向主张“硬译”(直译),与丰氏通俗流畅的风格明显不同,一些青年对照《苦闷的象征》两个译本,感觉鲁译诘屈聱牙,有的句子长近百字,而丰译则易懂又有文采。与两译者均有交往的学生季小波写信给鲁迅,直言上述感受,请教直译意译问题。鲁迅回信,坦言他译的不如丰译“易读”,并自嘲地说:“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,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”。

  丰子恺作阿Q漫画,鲁迅在世时已有单页见诸报刊。1934年10月《中华日报》“戏”周刊发表鲁迅谈阿Q剧本的专访,其中鲁迅谈到:“绍兴乡下根本没有那么大的酒店,招牌上也不写‘太白遗风’那么文雅的句子,顶多是‘不二价’。劈头看见丰子恺的画—— —个工人靠在柜台上喝酒,旁边也写着‘太白遗风’,莫非外省酒店有这样的句子么?”丰氏系统为鲁迅小说绘画却屡受战争洗礼:1937年春,始作阿Q漫画数十幅,他的学生将画稿汇集成册,制成锌版,于同年夏交上海南市一印刷厂印制。岂料“八·一三”事变骤起,南市顿成火海,画稿付之一炬。翌年春,丰在汉口,钱君  自广州来函为《文丛》杂志索漫画阿Q稿,遂重绘八幅寄去,仅刊出两幅,便遭遇日军对广州的大轰炸,余稿再次化为灰烬。1939年春,迁至广西的丰子恺第三次绘成《漫画阿Q正传》,并请绍兴友人订正民俗缺漏,力求无误,该书终由开明书店出版。他自称:“炮火只能毁吾之稿,不能毁吾之志”,其豪情令人感奋。1949年丰又为《祝福》等八篇小说作画140幅,辑成《绘画鲁迅小说》由上海万叶书店印行,自序谓:将小说改为绘画,“这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,使他的声音扩大”。

  早在1925年冬,北京朴社印行俞平伯新诗集《忆》时,周作人就注意到丰子恺为此书所绘的彩色插图,周其后在《〈忆〉的装订》一文中称,此插图的漫画风格着实有趣。当时周对丰的漫画尚能认可。丰子恺写作缘缘堂随笔,对知堂这位散文大家该是心仪叹服的。抗战初,丰氏辛苦用“笔”筑成的缘缘堂宅舍毁于战火,他是感受日军侵略之苦最深切的中国文化人之一。故对于变节事敌的汉奸甚为鄙视,1938年8月他在《大公报》撰发《志士与汉奸》一文,痛斥汉奸乃精神上之行尸走肉。不久,周作人“下水”的消息传至大后方,丰却认为“周先生附逆不见得确实,不过因为他是文人,易受攻击罢了”(见《宇宙风》乙刊第九期)。在此,丰居士抱持了某种“恕道”。

  十年后上海《亦报》决定刊出周作人狱中所作儿童诗,约请丰子恺为其配画,他随即应允。周氏《儿童杂事诗》,乃七言打油诗,计72首,反映光绪年间绍兴一带的儿童生活及风物民俗,虽属囹圄中排遣之作,却也活脱脱吟咏出一个童稚的世界。而这正是丰的兴趣和特长所在,他对照原诗揣摩其意,绘出配图69幅。诗画于1950年刊载,画署“子恺书”,而诗作者则署“东郭生”。即令如此,这对于出狱之初的周作人来说,可谓一种精神兼物质的“救急”。六十年代前期,丰子恺承担起日本古典文学名著《源氏物语》的翻译工作,出版社为他物色的“审校”正是周作人。据传,丰曾借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之便,造访周氏,研讨译事。几易寒暑,“文革”前夕,丰完成并交出了近百万字的译稿。

  周作人日记显示,他确曾“鉴定”丰的译稿,从后来该书得以出版推断,周的审读意见应是“通过”。但私下里他对丰的漫画和译作均另有评论。在鉴定译稿前后,他函复香港友人的询问谓:儿童诗“上边丰子恺的插画,乃系报馆的好意请其作画者,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,形似学竹久梦二(日本漫画家——引注)者,但是浮滑肤浅,不懂‘滑稽’趣味,殆所谓海派者,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”。他在另函中又议及:“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,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”。

  周的学术眼光一向很高,然子恺漫画自有其受众和价值,见仁见智容或有之,然一概骂倒,便有失敦厚。周不欣赏“说书人”式的译述可以理解,但说译者不解译本为何书,未免有点故作高深。丰氏解读《源氏物语》甚久,对该书版本了如指掌,其“译后记”可证。丰写道:“今此中译本乃参考各家译注而成。原本文字古雅简朴,因此不宜全用现代白话文翻译。今试用此种笔调译出,恨未能表达原文之风格也”。态度认真且谦虚。比照周作人的“酷评”和前述鲁迅的“自嘲”,令人感到纵然是兄弟,其性情和待人方式也有很大差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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