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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通精神永存
发布时间:2011-07-15 来源:市政协办浏览次数:字体:【

钱茂竹


大通学堂成立一百周年了,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!


大通学堂从成立到结束,不到二周年,时间不长,宛若天上流星,但是,它却长存于宇宙间,永铸在史册上。试想,世上有几所学校短暂不到足七百天,却使人在百年间年年纪念、岁岁瞻仰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未来的一百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中,会愈益显示出它的光辉,使它永成永恒?没有或是甚为罕见的,这是因为大通学堂的功绩是永存的,它的遗响承续了它的无限历史,因而它的精神永恒而不朽,永存于世上!


大通学堂的永存,首先在于它的敢为人先的远见卓识。一百年前的今天,风雨如盘,长夜漫漫,革命者率先而起,革命团体纷纷建立。越地儿女于上海、东京和浙中大地,联络呼唤,内外相应,组织了光复会。光复会有强大群众基础,风云际会,英雄聚首,忠肝义胆,愿为革命一膊,但识见当有深浅,胆略亦有异同。1905年9月,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,使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;而光复会同盟会成立前二日即9月23日在绍兴成立大通学堂。一个在组织上加快发展,一个在干部队伍上加强建设,可谓异曲同工、各臻其妙。光复会领导者认为革命团体中必须统一认识、明确目标、步调一致,纪律严明,由此方有组织力量,发挥战斗作用,因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第一要务。将原来分散于各会党中之骨干,各山门各分舵的热血男儿集中受训,使之具有革命的自觉要求、自觉纪律,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反清革命团体,担当反清革命重任。大通学堂创办者们的这一认识,陶成章、徐锡麟、龚宝铨和后来的秋瑾等领导者们的这一认识,确实是了不起的夺人先机之举,表现了革命家风范。试想,在当时群雄纷起、百废待兴之际,有谁想到办学以培养干部,集中训练以提高队伍素质呢?没有!在中国的革命史上,重视这一点的要到在多次惨痛教训之后,才有军校、军官教导团等,而这要到辛亥革命以后,在大通学堂结束一二十年以后。所以大通学堂以培养干部、提高素质为目的办学理念确是先人一着,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创举,是深具战略眼光的远见卓识,它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、其精神仍是永存的真理。


其次是团结协作的办学策略。当时许多革命者在国外活动,这是一种策略,但光复会人士重点在国内,在广大农村,这又是一种更为重大而切要的谋略。大通学堂办在封建势力较为顽固的绍兴城内,不仅因为创办者大多是绍兴人,人熟地熟,更重要的大有欲置险地而后胜的胆识和胆魄。面对重重困难,徐锡麟、陶成章、秋瑾这些领导人,大胆地利用了两点:一是利用当时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办新学之举。这些官员们欲以办学为自己贴金,以示拥护新政、咸与维新之意,因此当有人提出办学堂,又不要政府任何支出时,就会较快同意。创办者们巧妙地利用这一有利时机,摸准府台省院大员们的微妙心理,于是打报告,递条陈,果然当时的府台熊起蟠、山会两县令、浙江省学台均一一准照办理。这是一种斗争艺术,创办者们运用自如,这当中,当然要区别真伪,分清忠奸,但也确实团结了一些真心想办学的人。二是团结当地绅商人士。办一所学校首要是经费。创办者们广泛团结各界代表人物,以赤心为民众,坦诚为地方办事的态度,博得了一些绅商人的同情信任和支持。党山的富商许仲卿原在上海南京路有地百余亩,上海开埠,地价飞涨,黄金地段更是寸土寸金,因而家财万贯,但常受外人欺侮,故反帝反清意识甚浓,同情革命,此次见表弟徐锡麟来访,就资助5000元。又有孙端青年孙德卿,家有当铺,为一方首富,在日本见过孙中山,此次办大通学堂,徐、陶请他任“总理”即经管学校经费和事务,他欣然而往,故大通学堂日常费用全由他维持。这两人均为光复会会员。其他还有一些社会名流、经济界人士的支持,这样学堂经费问题基本有了着落。至于教员、设备、校舍等事,也在有关部门和人员协作下解决了。如校舍,原拟办在东浦、陶成章认为不方便,就设法借到当时空关着的豫仓。又如设备,经府台打出证明,去上海购买枪支等。又邀请社会上饱学之士来校执教,请嵊县王金发等人任体育课教习,请嘉兴、金华一些人来襄理校务。凡一应办学诸端,均在团结协作努力下一一解决。这里不仅要发挥创办者们的积极性,更要做诸多工作,以获得队伍内部但又分散在各地同志的理解和支持,获得社会上特别商学两界人士的赞成和协助。各方力量团结一起,便能战胜困难,实现既定目标。这种方针和策略是十分正确的,创办者们工作精神长留人们心底。


第三灵活多变的活动准则。在当时满清政府的统治之下,在绍兴众多顽固势力的监督之下,作为一个革命团体举办培养干部的学校是极不容易的,这里不能不以种种措施应对上面、外面;岂只应对,还要尽可能得到他们的首肯和赞扬,白皮红心,扯虎皮作大旗的事,是不能不做的。这就要求灵活机动,以不变应万变,来完成自己的任务。如一方面公开招收学生,另方面让金华等会党头目秘密来校报到受训;表面上是体育学校,训练队员,毕业后分派各地办团练,经维持地方治安,实际上是军事与政治训练;表面打师范学校牌子,易于批准,为新办学堂培养师资,实际上是政治教育,培养革命干部;购买枪支,说是体操课所需,实际上为训练起义队伍服务等等,这种种革命活动,都在公开允许并获得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进行。特别是凡大通学堂师生,均为光复会会员,毕业后亦受光复会节制的规定,事关重大又为高度机密,但大家自上至下均严加遵守,无一泄密,这是十分了不起的组织纪律性。果然在以后的皖浙起义时,大通学堂成了浙江的指挥中心,秋瑾在几个月内,能组织起四五万光复军。大通学堂人在被捕后,也无一投降叛变,表现了高尚的革命贞操和原则立场,视死如归,义无反顾。所以灵活机动的活动准则完全是与坚定的革命目标结合的,是为完全革命服务的一种手段。大通学堂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做法,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。


胡国枢同志在《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》一文中如此概括绍兴大通学堂:“这是特殊的人物办起来的,有特殊功能的一所特殊学校,既是一所师范学校,又是一所职业学校;既是一所普通中小学校,又是一所岗位培训补习学校;更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。”“它的教材、课程、课外活动都是一般学校所没有的,具有创造性,‘反对清廷,建立共和’是大通学堂的总课程。”“这样的学校,在当时除了徐锡麟、陶成章谁办得出来?体制创新来自他们思想的解放。到了秋瑾接手大通,更使它进一步成为革命的大本营,光复会的总机关。”“有了大通学堂,才孕育出光复军”,“可以说,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及其领导的皖浙起义之母体。”这就是大通学堂的性质、功绩以及它的创办者们的特殊的功损,而这一切,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论述的大通学堂的精神。


那么,大通精神何以会在绍兴出现呢?这与绍兴悠久而深厚的越文化有着最密切的联系。大通精神从本质上讲就是越文化的胆剑精神,是光荣的胆剑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个案!胆剑精神永存,大通精神随之永存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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